一时间都沉默下来。日本在60-70年代，因为学费上涨、日美安全条约等问题爆发过激烈的学生运动，村上与饭塚都参与其中，甚至一度成为核心圈的重要人物。
村上春树的许多作品，都留下了这段时期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部，都是对自己这一段青春一次又一次地反思、追问和重新演绎。
但是他们最终都逐渐远离了，一个成为了研究文学的教授，一个成为了作家，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不过友谊却保留到了今天。
村上每次回到日本短住，都会找饭塚叙旧。也只有面对着老朋友，两人才能一个放下大教授的严肃，一个放下答作家的矜持，自由自在地畅聊，就像是回到了20岁的时候。
饭塚容的香烟抽完了，他在烟灰缸里按灭了最后一丝火光，转移了话题，问道：“你不在日本多呆一段日子么？”
村上春树好奇道：“哦？有什么要我呆下来的事吗？”
饭塚容道：“10月，有一批中国的青年作家要来日本访问，想必会很有趣。”
村上春树眼神变得深邃，过了好一会儿才幽幽地道：“中国的年轻人哪……你知道我不擅长这种应付这种场面吧？”
村上对中国的情感十分复杂。他的父亲曾经是侵华日军，这成为他精神痛苦的源头之一。村上始终认为自己身上流淌着战犯的血脉，这种一种十分罪恶的基因，与其让这种罪恶的记忆延续下去，不如从他这一代选择终止。
10多年前他孤身一人来中国旅游的时候，甚至全程以罐头充饥，也不肯吃一口中国菜——后来他写了一个中篇《去中国的小船》，叙述了主人公“我”在小学、大学、二十八岁时所遇到的三个中国人的故事。
作品中的三个中国人留给“我”的印象可谓是美好而亲切，然而，“我”却本能地对他们做出了愧疚之事。这篇的批判矛头可谓直指日本人的丑恶灵魂。
日本不乏亲中的“反思派”文化人士，但是“反思”到村上这个地步还真是凤毛麟角。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村上春树几乎会下意识地回避与中国人的接触。
饭塚容当然知道老朋友的担忧所在，于是道：“其实也不是让你见他们所有人。只是其中有一个年轻人，我觉得如果你们见一见，可能会很有意思呢。”
村上春树道：“哦？中国竟然有这样让你重视的作家了么？”
饭塚容露出得意的笑容，说道：“那当然。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最悠久的文明史，出现一些天才作家也是自然的事情。
不过我想让你见他，也是因为你们身上有些相似的地方呢。”
村上春树犹豫了起来，他并不想在日本呆太久，几乎已经是个美国人的他，日本文化的繁文缛节和无止尽的敬语、道歉，委实让人不快。
不过既然是老朋友盛情相邀，他也不好说：“放过我吧，我不感兴趣啊！”——人真是奇怪啊，明明在美国和欧洲就能爽快地拒绝别人，回到了日本，却又陷入暧昧的纠结当中。
饭塚容看出了村上的情绪，他伸手拍了怕老朋友的肩膀道：“不用为难。等下回去，你可以去书店买本他的书，看完再做决定——哦，他叫‘张潮’。
你只要进书店里一问，准能买到。他现在在日本可热门了。”
村上春树终于有了一丝兴趣，毕竟他也知道日本人阅读口味的顽固，除了美国作家以外，他们几乎看不进任何外国的文学作品。
“张潮”这个作家，能让日本书店的书架都摆上自己的作品，想来是有一些水准的吧。
不过面对老朋友，他还是开了个玩笑：“要是真想让我见他，你就该带上一本他的送给我才是。”
饭塚容也不客气，道：“这可不行，他的是用政府支持给年鉴学会的资金出版的，每一本都是纳税人的钱呢，你这非国民就该自己花钱买。”
说罢两人相视一眼，都笑得前俯后仰。
饭塚容也聪明地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又和村上春树聊了点别的，一看时间已近9点，两人在喝完了余酒以后后就相互告别，结束了这短暂的聚会。
微醺的村上春树独自漫步在东京街头，周围的空气炎热而潮润，让他有些憋闷。
走过一个转角，正是一间还在营业的「茑屋书店」——这是一间以出租录像带和唱片起家，后来逐渐扩展到书籍销售的大型连锁书店。
此刻书店还灯火通明，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几个散客正戴着大大的耳机在试听CD。
村上春树想起饭塚容所言，迟疑了片刻，还是推开了书店的门，在店员的招呼声中，他来到柜台前问道：“请问，有‘张潮’桑的售卖么？”
店员抬头看了一眼村上春树，只觉得有些眼熟，不过仍然很职业地答道：“当然有的，你需要哪一部呢？”
村上春树问道：“有很多部吗？”
店员回答道：“张潮桑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异国作家呢，现在我们有他的《你的名字》《消失的爱人》《刑事の栄光》……”
村上春树打断了店员的“报菜名”，道：“就拿‘年鉴学会’翻译的那一部吧。”
店员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