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话：‘石头离开母矿，反而成了珍宝。’
香港文学，不正是因为接纳了五湖四海的‘碰撞’，才沉淀出自己的独特质地吗？”
张潮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沉思，就连最聒噪的拥趸，也不再叫嚷着口号，仿佛被张潮带回了那个文学鼎盛的时代。
张潮说的虽然是普通话，每一句都撞进了他的心坎里。
钟伟明也混在人群当中。他虽然不屑于与嘉宾席里那些“文坛正统”比肩而坐，但是对张潮还是颇感兴趣的。
看到张潮手里那颗田黄，他内心也有些五味杂陈。
两年前他“勉强”卖给张潮这颗石头的时候，其实对这个大陆仔没有太大的改观，认为他的走红不过是一场造神工程的产物。
但是两年过去了，随着张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与他有接触的作家、文人都频繁地提到这个名字，他才真正意识，自己的观念也许真该改改了。
他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站在人群的边缘，但是张潮的声音仍然能清晰入耳：“所以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话我坚决不同意——
沙漠里可长不出金庸的武侠世界、许冠杰的市井金曲，更养不活《我城》里西西笔下那座充满想象力的城市。
不过小时候读金庸，我最困惑的是——为什么郭靖在大草原练功，杨过在襄阳城断臂，萧峰在雁门关自尽……却从没一个主角来香港？
现在我才明白，金庸的江湖本就在香港。他笔下的侠客，是南来文人的化身——带着故土的记忆，在陌生的土地上重建精神家园。那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情怀，不正是香港文化人骨子里的担当吗？
而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比金庸那一代更幸运。你们不必在战火中逃难，也不必在殖民地的夹缝中求存。
你们可以坐在诚品书店的窗边写诗，可以在深水埗的茶餐厅里构思，甚至拿起手机就可以在部落格上留下几行诗句。”
张潮的声音清亮如罄，又像一阵风一样从这个小小舞台吹出去，穿过街巷的缝隙，钻进那些狭窄的居住空间里——那里也正有人用电视、用电脑听着张潮的演讲。
台上的张潮也完全沉浸在回忆和情绪当中，他胸中涌起许多场景：
有小学时和同学用木棍比划着“华山论剑”的童趣；有初中时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大唐双龙传》的惊险；有高中时哑着嗓子学唱《光辉岁月》《大地》时的豪情……
香港的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和日本的动漫、美国的大片一样，深深影响了像他这样的大陆“80后”，是小城、小镇青年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
而知道更多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张潮则有着更不一样的情绪，他希望能把自己的思考带给这里的年轻人，让他们在逼仄的世界里，让精神不要跟着萎靡和狭隘下去。
也许有点理想主义——但文学如果没有了理想主义，那就是长篇广告了不是吗？
他的声音透过电视、电脑的喇叭，响彻了一个个小小的房间：“我知道，很多香港作家正经历‘劏房式创作’——在50呎的狭小世界里，既要写、诗歌养活理想，又要写专栏赚生活费。
但这也是文学的可贵之处——它从来不嫌写作的地方小，只怕心被框住。今天这座公园，就是给所有文学‘劏房’开的一扇窗——
让写作者在铜像旁晒太阳，让街坊在段落里散步，让游客在鲁迅先生的烟斗雾气中，也能闻见油麻地的烟火气。”
顺着张潮的介绍，大家想起这个小公园里确实设计了不少坐椅和小桌，既有独处一隅的，也有合围而设的，似乎真的就在欢迎那些写闷了的作者来这里小憩、放松。
张潮接着道：“昨天刚来香港的时候接受访问，有位记者问我，说‘张先生，你总说香港文学很特别，但香港作家写的东西，和大陆、台湾有咩不同？’
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不同？文学特质的不同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土地自然会赋予作品以风格。’
文学不是比赛，非要争个高下；文学是桥梁，连接着不同的心灵。
西西写《我城》，是在寻找香港的身份；莫言写《红高粱》，是在追问土地的命运；白先勇写《台北人》，是在回望离散的乡愁。但无论主题如何，优秀的作品永远超越地域，直指人心。
香港的年轻人们，你可以写中环白领的焦虑，也可以写大澳渔村的黄昏；可以写赛马场的永恒欢呼声，也可以写老公屋天台不断的漏水声；可以学西西写《我城》的本土寓言，也可以学黄碧云写《血卡门》的生存与毁灭。”
说到这里时，张潮的声音突然放缓了，带上一点温柔，他知道下面的话可能有些天真，但是在2008年这个节点讲出来，似乎却十分恰当——
“此外，你们完全可以在写旺角街头市井烟火的同时，想到长江黄河的无尽奔涌；在描绘维港夜景的璀璨灯火的时候，思考六朝古都外那千年不息的风沙。
天山、秦岭、五岳、草原、长城、古寺……这些不仅属于我，也属于你们。
本土情怀与家国认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