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在不同阶段举行相应仪式。
山陵使在完成帝后葬礼后，按惯例不能再入朝，需辞去宰相之位，这成为新皇帝除旧布新以及臣僚权力斗争的手段。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
当初，高滔滔死以后，赵煦让高滔滔时期的宰相吕大防担任山陵使，离开朝堂，等到高滔滔下葬，赵煦、章惇君臣已经剪除了吕大防手下的旧党。
还有，历史上，赵佶借任命章惇为赵煦的山陵使的机会除去章惇，让韩忠彦和曾布担任左右宰相；赵佶又让曾布担任向太后的山陵使，并借此机会除去曾布，让蔡京担任宰相。
当初赵俣登基时，向太后以及一众旧党就盼望着章惇担任赵煦的山陵使，想以此来除去章惇。
可当时，赵俣力保章惇、曾布、蔡卞、许将四位宰执，这才没让他们随着赵煦的离去成为政治斗争失败的弃子，而是任命由于被曾布陷害致其背叛章惇的原宰执林希担任赵煦的山陵使。
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党当时才义无反顾地拥抱赵俣，帮赵俣抗衡有向太后照应的旧党。
如今，向太后也过世了，赵俣又要面对选择了。
这次，赵俣要选择的，肯定不是让不让章惇担任山陵使。
就在几天前，章惇的孙女章楠给赵俣生下了赵俣的第七子。
关键，赵俣、章惇君臣可是定下了“要在三到五年内收复西夏”的战略战策。这赵俣怎么可能抛弃章惇？
那像历史上那样让曾布担任向太后的山陵使？
曾布是枢密使，主管军事的。
可现在，章惇的手伸得太长，经常越过曾布直接指挥前线的各个军事主管，甚至是前线将领。
这也使得章惇和曾布之间有很深的矛盾，两人的职责现在也有些重合了。
在这种情况下，赵俣选择将曾布给踢出朝廷，看似也挺合情合理的。
可作为皇帝，哪怕再信任一个大臣，都必须得防一手。
放在赵俣这里就是，哪怕他再信任章惇、蔡京，也必须得防着他们。
而曾布，在王安石变法初期是坚定的支持者和重要助手，积极参与变法的推行。
然而，在变法后期，曾布与王安石在一些具体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出现分歧。
例如，在市易法等问题上，曾布的观点就与王安石不同，这导致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
其实，从曾布的整个政治生涯来看，他在不同时期对变法的态度有所变化，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对王安石的“背叛”。他在赵煦亲政时期又积极支持恢复变法，说明他对变法本身还是有一定的认同和坚持，只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同看法和利益考量。
在真正的新党，也就是章惇和蔡卞这两派新党，尤其是后者看来，曾布就是新党中的叛徒，新党永远都不会再信任曾布。
而另一方面，曾布又是实实在在的新党，不可能被旧党所接纳。
在这种情况下，曾布就只能当帝党、当孤臣。
事实也正是如此，曾布是最早一批投靠赵俣的，最开始时，赵俣也是靠着曾布的力量，才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建立起来了平衡，最终稳住了自己的皇权。
值得一提的是，曾布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亦或是在军事方面，都很有一套，是一个一流的万金油，所以，不论是章惇出事了，还是蔡京出事了，他都能在第一时间顶上去。
另外，曾布虽然是新党，但他是新党里的保守派，也可以说是务实派，很多时候，他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他可以一只眼睛帮赵俣盯着激进的章惇，另一只眼睛帮赵俣盯着更激进的蔡京——有他在，章惇和蔡京行事时，应该不敢太过肆意妄为。
所以赵俣不可能抛弃曾布。
剩下的新党宰执，就是具体干事的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干得不错，赵俣应该不会抛弃他们才对。
如此一来，就只有从旧党中选向太后的山陵使了。
之前，赵俣将新党的宰执吕恵卿派去熙和路治理新收复的青唐地区和准备与西夏开战的事宜，同时，向太后死之前又让赵俣将范纯礼提拔为宰执。
此消彼长之下，就使得新党和旧党在中央的力量发生了逆转。
换而言之，最近旧党在中央的力量有些太强了。
这不利于变法改革。
还有就是，旧党的左正言任伯雨在这半年时间内上了一百八十道奏章弹劾大臣，而他主攻的就是宰相章惇，次之的便是宰执曾布、蔡京、蔡卞。
任伯雨执拗地认为，人才本来就不应当划分成不同的派别，但自古以来就没有君子和小人混杂在一起同时被任用，却能够实现国家大治的情况。因为君子不贪恋权位容易引退，小人却难以被罢黜离开官场，这两种人一起被任用，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君子自行离去，而小人依然留了下来。
任伯雨还举例，认为唐德宗就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流亡迁徙的灾祸。
巧合的是，“建中”也是唐德宗的年号。
任伯雨希望赵俣引以为戒。
像任伯雨这样自以为是的旧党还有很多。
他们乐此不疲地跟赵俣唱反调，完全不考虑赵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