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是二月，往常这个时节，正是农忙的时候。
但去年年底多了一个闰月，所以关中地区的春耕早在正月就已经结束了。
安西将军府得以大肆征发民夫，而不用担心影响生产。
曹操在给《孙子兵法》做注释时就曾写到，每十名步兵就得配备三名后勤人员，每十名骑兵则需要配备五名后勤人员。
刘义真麾下有六万五千将士，其中，沈田子有三千五百名步卒，一千五百名骑卒，需要民夫一千八百人。
傅弘之与他相当，也是三千五百名步卒、一千五百名骑卒的配置，同样需要民夫一千八百人。
王镇恶有三万步骑，其中步卒二万，骑卒一万，需要民夫一万一千人。
飞骑军五千人皆为骑卒，需要民夫二千五百人。
至于段宏的义从军二万将士，其中步卒一万七，骑卒三千，需要民夫六千六百人。
也就是说，刘义真在战时，至少需要征发二万三千七百人给士兵们洗衣、做饭、喂马，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至于运粮的民夫则另算。
所以说，《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
好在如今是农闲，又有一条渭河可以走水路运粮。
此战，刘义真总计征发四万民夫，加上参战的将士，说一句十万大军并不为过。
长安城外，又起了一座大营，被沈田子、傅弘之、段宏的营寨拱卫，用以安置渭南各郡、各县的民夫。
又一次清点完存粮，王修找到刘义真，苦着脸道：“府主，我军存粮恐怕支应不了太久。”
此前他和刘义真说，如果赫连勃勃迟迟不来，军府的存粮难以支撑数月，但这并非战时情况。
刘义真对此心知肚明，自己现有的粮草确实撑不了太久，虽然刘裕已经收到了他索要钱粮的家书，但要把这批钱粮转运到关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黄河是东晋与北魏的疆界，李德彰走水路报捷还行，要想通过黄河往关中转运钱粮，那完全是不把北岸的魏军当人看。
所以刘义真才会安排刘乞经由武关南下。
“长史放心，我当速胜。”刘义真信誓旦旦道。
然而王修脸色大变：“下吏虽然不通军务，但也听说过急胜为下的说法，还请府主切勿急躁。”
‘急胜为下’出自《尉缭子》的《兵教下》篇，强调在战争中不可急于追求胜利，认为急于求胜会导致战略失误，将帅应该注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刘义真摇头道：“长史放心，赫连勃勃名声在外，我又怎会轻敌，只是我军难以与其持久消耗，我当主动创造战机，而非一味固守，等着赫连勃勃渡河。”
他当然明白急胜为下的道理，但刘义真也有苦衷，安定距离长安有上千里的距离，且不说山路难行，就算夏军日行五十里，也需要走上二十多天。
刘义真认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赫连勃勃应该是不敢让骑兵先行了，肯定是步骑并进。
如果让他在渭南等上二十多天，而赫连勃勃又不急于渡河，自己岂不是要被他耗死。
倒不如趁着夏军还没有南下，率先渡过渭水，伺机与赫连勃勃决战。
否则，夏军一旦抵达渭水北岸，晋军再想渡河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王修听明白了刘义真的意思，他更担心了，赶忙提醒道：“府主，此事还需要与王司马商议。”
“理当如此。”刘义真确实有了一个初步的作战计划，但一人计短，三人计长，他不仅会询问王镇恶的意见，也会找沈田子、傅弘之、段宏等人商议。
王修闻言，才算放下了心。
他就怕刘义真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恃聪明才智，听不进将吏们的意见。
......
两天后，即二月初三，渭北各家纷纷送来消息，确定了赫连勃勃的行军路线，夏军七万步骑沿着泾河南下，如今还没有出岭北。
所谓岭北，即陇山以东，桥山以西，关中西北部的大片高原山地，连通秦凉、朔方与关中，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后秦开国皇帝姚苌即位后，便制定了先取岭北，再图关中的战略。
赫连勃勃叛秦以后，后秦便是倚仗岭北地势之险，抵御胡夏的入侵，直至后秦灭亡，赫连勃勃全取岭北，致使渭北再无屏障。
于刘义真而言，如果不能收回岭北，他就不能算是安定了关中。
当天夜里，王镇恶被紧急召回长安。
如今长安已被封锁，许进不许出，当然，此举只是为了防范细作传递城中情报，胡夏使团在城内遇袭一事，至今都被刘义真封锁了消息。
但如王镇恶、沈田子等刘义真的心腹自然不受这一禁令的约束。
明光殿内，诸将齐至，就连长史王修、别驾杜骥也出席了这场军议。
刘义真不指望两个文士能有什么好的建议，把他们叫来，尤其是让杜骥旁听，主要还是为了展示信任，让他彻底融入自己的小圈子。
“诸位，我欲北渡，与夏虏决战于渭北。”
刘义真刚道出自己的计划，就遭到了沈田子的反对：“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