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但是思来想去也没有决定。
他派人去体察民情，了解民间舆论，发现民间读书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混乱。
支持古文学派儒学的和支持原教旨道家学说的是大部分，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有百分之十是其他诸子百家的余孽，最后剩下百分之十则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牛鬼蛇神。
甚至还有主张和刘备完全背离，想让大家一起跳大神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脑残。
对这种思想，刘备嗤之以鼻。
所以说自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保守派被刘备物理消灭之后，大汉的思想界就没有稳定过，眼下这个思想界的情况，处于一个完全能被刘备左右的情况。
不管是古文学派的儒家思想还是尚在民间没有登堂入室的道家思想，那都是刘备说了算的。
所以主持编撰《嘉德通义》的阮瑀也多次询问刘备，到底是以儒学为主，还是以道家学说为主，是继续仁的思想，还是回归黄老之术的道路？
刘备纠结了很久，决定谁都不为主，他决定兼采众长，不从统治的角度去想，而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角度去思考。
就当前这个中央思想界处于权威真空的状态之下，他决定什么，什么就能成为大汉的治国思想，既然如此，何必囿于一家一姓之学说呢？
刘备决定亲自参与到《嘉德通义》的编撰当中，深度介入，对其中很多的内容进行亲自的把关和修改。
儒家的宽仁，道家的因循，墨家的兼爱，法家的严明，纵横家的机变外交，这些，他都想要采纳、融合。
只从统治的角度思考，自然会选择最适合统治的学说，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就能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
大唐不也是儒释道三家并行吗？
虽然最后也崩了就是。
但是在这个档口，刘备有太多太多的可操作空间了。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十二月底，在贞观元年年节之前，刘备明发上谕，昭告天下，决定变法。
因为对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学说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并且他本人同时遭到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背刺，所以他深刻的认识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不足之处。
这种话让别人来说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让刘备来说，只会让人们感到信服，无话可说。
因为他真的是被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一起针对、背刺过的倒霉蛋，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来说这两个学派的不足之处，更有一种苦主在控诉的感觉。
苦主都控诉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更别说人苦主还是皇帝了。
刘备就用这种优势身份，对天下人控诉儒家学说的不足。
那一字一句都是斑斑血泪。
他说他遭到背刺之后，深刻的认识到了只是靠教化是无法使人心向善的，掌握了经学传承的人尚且会做出卑鄙无耻的坏事，起不到表率作用，又怎么能要求学子们去做道德楷模呢？
自己做不到，还让别人去做，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一再发生，还是发生在第二帝国的上层，这让刘备感到痛心疾首。
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充分证明了儒学治国的局限之处。
正好他也放弃了《左氏春秋》的传承，放弃了儒学的传承，那么就从此刻开始，停止以儒家学说单独作为国家指导思想。
自董仲舒以来大汉朝廷近三百年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就此画上句号。
之所以不是废弃，而是取消单独的资格，主要也是因为儒学当中有很多值得采纳的东西。
儒家学说中的宽仁之道与重视教育的内容，是其他学派所不具备的。
只是单纯的采用儒学治国，片面强调仁德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东西，才会让儒家学说的缺点被无限放大，这不是先人想要的结果。
所以，他决定博采众长，兼听各家学说的优秀之处，全部采纳，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指导思想体系，用以取代单一的儒家思想指导体系。
至于采用什么其他的学说来进行补强，刘备则认为没有规定，什么学说的什么内容合适，就应该拿进来补强，所有好的东西都应该拿过来，而不应该囿于学派、门户之见而对优秀的内容视而不见。
在刘备的设想中，大汉第三帝国的思想风格就讲究一个打破门户之见，兼采众长，不固定采取某家学术，而要展现出一定的学术自由的味道。
就比如法家，法家的确失之刚猛，但是秦的覆亡并不能完全怪罪法家，也有很多统治者的因素和当时的时代因素。
法家的很多东西的确严苛，但是法家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以及对人性的剖析和约束，还有反对复古、认为世界朝前发展的世界观，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反正刘备现身说法，认为自己遭到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背刺就是儒家人性观的破灭。
他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所说的那些，还一味的要求宽仁，想来只是对他们自己的宽仁，对待其他人，就是要多严苛有多严苛了。
他们自己犯了错，罚酒三杯就过去了，而与他们作对的人恨不能挫骨扬灰。
这一点就正好佐证了刘备之前决定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