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市的光明大街东侧，太平卷烟厂像一座沉默的巨人，静静伫立在城市的脉络之中。厂区南北走向的主办公楼有三层，灰墙红顶，气势沉稳，仿佛一位历经风雨的老将，日复一日地迎接着晨光与暮色。办公楼西侧，隔着一条不算宽的马路，是另一栋独立的办公小楼，一楼是职工食堂与小餐厅，饭菜的香气从清晨便开始飘散，中午时分更是人声鼎沸；二楼至四楼，则是宣传、人事、总务等科室的办公区，电话铃声、打字机的敲击声、同事间的交谈声交织成一片，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流淌着这座老厂的生命力。
林秋水刚来烟厂时，被安排在路西办公楼四楼的一间两人宿舍。那会儿，单宿舍都在六楼七楼，住在四楼就像享受了总统包间。他每天早上从宿舍出来，下到一楼就是食堂，马路对面就到了办公室，中午累了，回屋躺一会儿，晚上加班晚了，也不用出厂区。生活与工作，几乎无缝衔接。
那时的宿舍虽小，却干净整洁。两张单人床，两张书桌，一个衣柜，一扇朝西的窗户，窗外是省三院的办公楼和绿化带，春天有杨柳，秋天有落叶。对林秋水来说，这已是难得的奢侈，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职工住的是二十几人的大通铺，上下铺挤得连翻身都费劲。而他，竟住上了双人间，在同事眼里，简直是“领导待遇”。
“小林，你小子命真好！”同年来的大学生小王常打趣他，“我们挤大宿舍，你倒住上‘总统套房’了。”
林秋水只是笑笑：“可能是我运气好赶上了吧。”
起初，厂里不少人猜测，林秋水背后有关系，不然哪能住上这么好的宿舍？总务科老张是北郊人，林秋水是月光县的，八竿子打不着，可偏偏老张对他格外关照。
“听说是老乡？”有人私下议论。
“哪有这事，”知情的人摇头，“纯粹是运气。四楼本来是办公区，后来人多了，才腾出一间当宿舍，刚好轮到他。”
可话说回来，老张对他好，也并非全无道理。林秋水是银行出纳，总务科报销、领物资，样样都得经他手。他做事细致，一笔不乱，从不出错；为人又谦和，见了谁都点头打招呼，从不摆架子。时间久了，老张自然愿意多照顾他几分。
“小林啊，这是厂里刚买的毛巾。”老张常悄悄塞给他，“还有块香皂，你拿着用。”
“谢谢张师傅，”林秋水总是诚恳地道谢，“总是麻烦您。”
“不麻烦，你办事靠谱，我放心。”老张拍拍他肩，“好好干。”
后来，烟厂业务越做越大，办公空间紧张，四楼的宿舍被收回，林秋水搬到了六楼。依旧是两人间，依旧是朝西的窗，只是楼层高了，离食堂远了，上下楼也多了几分辛苦。可他并不在意。对他来说，宿舍只是睡觉的地方，能安静、干净，就已经足够。
从红星饭店调来烟厂后，生活条件确实好了许多。宿舍有暖气，有热水，每层都有公用的洗漱间，比饭店那间临时搭的“科长休息间”强了百倍。可生活向来有得必有失，在饭店时，每月有津贴、有补贴，卸一车菜就能挣二十块，抵半个月工资；到了烟厂，这些外快全没了，反而开销越来越大。
原因无他，只因烟厂的地理位置太方便了。
烟厂东边的太安街，是太平市通往月光县的长途汽车始发站，也是月光县来市里的终点站。而烟厂距离市中心的人民商场，不过两站路。这一便利，像一块磁石，把老家的亲戚、同学、老乡全吸了过来。
“秋水啊，我明天去太平市办事，能不能在你那住一晚？”电话里，老家的人常这样问。
“没问题，”林秋水总是爽快答应，“我房间的另一个人不在这里住，来吧。”
有人来是真办事，有人是来看病，有人是来逛商场、买衣服，有人纯粹是“顺道看看你”。可无论理由是什么，每一通电话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他们信他，才会来找他；他们亲他，才愿意在他这儿吃顿饭、住一晚。
“秋水，我明天去市里买备件，顺道来看看你。”村里堂叔打电话说。
“行啊，叔，”林秋水热情回应，“您几点到？用不用我接您？”
“不用接，我自己能找到。”
下班后，他带着堂叔去人民商场转转，请他吃顿饭，临走时塞上一两条平时自己攒的烟。
“秋水啊，每次来都让你破费。”亲友们常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应该的，”林秋水笑着回答，“你们大老远来看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知道，这份破费，不是负担，而是情分。父亲林承贤从小就跟他多次说过一个故事，邻村樊家庄有个年轻人，到市里工作后回村，跟街坊说话用普通话。
“啥时候回来的啊？”邻居问。
“昨天晚上回来的。”年轻人操着城里腔。
无论谁问，他都这么答。邻居们不高兴，告诉了他父亲。父亲当晚就把他叫到跟前，怒目而视：“街坊问你啥时候回来的，你怎么答的？”
“昨天晚上啊。”儿子还是一样。
“再说一遍！”
“昨天晚上。”
“啪！啪！”两个耳光重重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