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光线，像一块被反复搓洗、早已褪色发白的旧布，疲软地覆盖着泥泞不堪、狭窄逼仄的城中村巷道。低矮的砖房犬牙交错地挤挨在一起，墙壁斑驳陆离，大片大片的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深浅不一的砖红色，像是岁月和贫困联手刻下的、无法愈合的疮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到令人窒息的气味——隔壁老李家厨房飘出的、带着劣质油烟的炒菜味、公共垃圾桶里腐烂菜叶和废弃物发酵的酸腐味、以及无处不在、仿佛已渗入每一块砖石骨髓的潮湿霉味。这是一种属于城市最边缘、最底层的，挣扎求生的味道，沉重而黏腻。
巷子最深处，那扇漆皮剥落得最厉害、每次开关都会发出刺耳“吱呀”声、仿佛随时会散架的木门后面，就是陈娟和陈浩的家。
推开那扇不堪重负的门，屋里的昏暗与压抑瞬间扑面而来，比外面更甚。一盏恐怕只有十五瓦的白炽灯泡从房梁上垂落，是这间兼做客厅、餐厅和卧室的狭**仄空间里唯一的光源，投下了一圈昏黄而微弱的光晕，如同舞台上一束吝啬的追光，勉强驱散着角落裡浓得化不开的阴影。墙壁因为常年漏雨，洇出大片大片狰狞的黄褐色水渍，边缘蔓延着黑灰色的霉斑，像一张张不详的地图。墙角甚至生着一层薄薄的、毛茸茸的绿色霉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令人喉咙发痒的**气息。家具少得可怜，一张掉了漆、露出木头原色的方桌，几条腿脚不齐、用木片和硬纸壳垫着的长凳，一个老旧得需要拍打才能发出嘶哑声音的收音机，以及用一块洗得发白、印着模糊碎花的布帘勉强隔开的一角，里面是两张拼在一起的、吱嘎作响的木板床——那就是陈娟和陈浩的“房间”，他们所有的**和尊严，都蜷缩在这片单薄的屏障之后。
母亲王桂兰正就着那点昏黄得令人心疼的灯光，弓着早已被生活压弯的腰，在门口一个边缘磕碰得坑坑洼洼的搪瓷盆里，用力搓洗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工装。盆里的水已经变得浑浊发黑，泛着灰色的泡沫。她的手因为长期浸泡在冷水和劣质肥皂中，红肿粗糙得像两个发酵过度的馒头，指关节因风湿而粗大变形，皮肤开裂着细小的、渗着血丝的口子，每一次用力搓揉，都带来针刺般的锐痛。但她只是抿着干裂的嘴唇，眉头习惯性地、深深地蹙成一个“川”字，一下，又一下，仿佛要将生活所有的沉重、污浊和苦涩，都在这机械而痛苦的搓洗中徒劳地涤荡干净。旁边一个旧竹筐里，堆着些她从外面捡回来的纸壳和塑料瓶，那是她明天天不亮就要背去废品站换几个救命钢镚的“宝贝”。
这个家，像一艘在狂风暴雨中飘摇欲沉、千疮百孔的破船，而王桂兰，就是那个拼尽了每一丝气力、用尽每一分意志、试图稳住船舷、不让它彻底沉没的孤独舵手。自从三年前那个男人——她的丈夫，陈娟和陈浩的父亲——因为长期酗酒无度，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暴雨夜，跌跌撞撞地冲出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门，最终一头栽进附近那条漂浮着垃圾的、冰冷的河沟里再也没能爬起来之后，所有的重担，就如同冰冷的铁链，彻底地、死死地缠绕在了这个瘦弱女人的肩上，几乎要将她的脊梁压断。
父亲的死，像一块巨大、湿冷、永不消散的阴影，死死地笼罩着这个家。他留下的，除了一个“醉鬼”的污名和邻里间或廉价或鄙夷的目光，就只有一笔微不足道、几乎瞬间就被债务吞噬的赔偿金，和这个风雨飘摇、看不到丝毫希望的家。酒精和死亡带走了他，也彻底卷走了这个家最后一点虚幻的依靠和可怜的温暖。那之后，王桂兰仿佛一夜之间被抽干了所有的水分和光彩，变得更加干瘦、佝偻、沉默，眼角的皱纹深刻得像是用最钝的刀子一下下刻上去的，里面埋藏了太多无法言说、也无处诉说的苦楚和日复一日的疲惫，但她从不在孩子面前抱怨一句，只是默默地、近乎麻木地承受着。
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微弱的热气，散发出一股极其清淡的、几乎是寡淡无味的米粥气息，旁边蒸屉上热着几个馒头，是昨天甚至前天剩下的，表皮已经干硬发裂，需要用力才能掰开。这就是他们今晚的全部晚餐。
“姐，我回来了。”
门被推开，带进一阵冷风和愈发浓重的暮色。弟弟陈浩走了进来。他今年十四岁，正处在抽条长个的年纪，显得有些瘦削，但眉眼清秀，鼻梁挺直，竟带着几分女孩般的俊俏和未脱的稚气。他身上那身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都已磨损起毛的校服，却异常干净，膝盖处一个不显眼但针脚细密匀称的补丁，是陈娟昨晚在油灯下，眯着眼睛仔细缝上的。
陈浩放下那个与他瘦削身材相比显得过于沉重巨大的旧书包，很自然地走到母亲身边，蹲下身，声音里带着这个年纪少有的沉稳：“妈，我来洗，你歇会儿。”
王桂兰抬起胳膊，用袖子擦了擦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摇摇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不用，快洗完了。饿了吧？粥马上好，先去写作业。”她看着儿子，疲惫得几乎麻木的眼神里，极其艰难地流露出一丝微弱却真实的柔光。陈浩是这个家里，她除了女儿外，唯一的念想和支撑，是她还能硬撑着不倒下去的全部理由。
陈浩没再坚持，他知道母亲的固执和深藏的、从不言说的爱。他转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