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的时光，在上海的喧嚣与忙碌中悄然溜走。
当朱高炽与卓敬带着随从踏上巡查的路时，眼前的景象早已不是初来时的荒芜滩涂。
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将上海分为两部分西侧是保留着古朴风貌的老城，青石板路蜿蜒曲折，老字号的布庄、茶馆依旧热闹，只是门口多了些扛着货箱的脚夫，操着南腔北调讨价还价；东侧则是拔地而起的新城，工厂的烟囱冒着袅袅青烟，码头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与老城的宁静形成鲜明对比，却又奇异地融合在一起，共同奏响着繁华的乐章。
造船厂的工地上，十几艘福船的骨架已然成型，来自福建的船匠正指挥着工人安装桅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传出老远。
江面上，两艘刚下水的巡逻船正在试航，帆布在阳光下闪着白亮的光，引得岸边围观的百姓阵阵喝彩。
雪糖厂的烟囱旁堆着小山似的甘蔗，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香气，穿着粗布工装的工人推着独轮车穿梭其间，将压榨好的蔗汁送往熬糖车间，据说第一批白糖已经装船，正准备运往朝鲜与倭国，加入东海贸易圈。
琉璃厂的窑火日夜不熄，李二牛正带着几个徒弟调试新配方，通红的玻璃液在模具中渐渐冷却，映出工人们兴奋的脸庞——他们烧出的透明琉璃，比天津产的成色更好，早有波斯商人派人来预定。
纺织厂更是热闹，从苏州、松江招来的织工们坐在新式织机前，手指翻飞间，一匹匹绸缎、棉布源源不断地织出，码头上的货栈已经堆不下，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也塞满了打包好的布匹，等着装船出海。
码头的建设更是一日一个样。原本泥泞的滩涂被填成了坚实的平地，十几座木质栈桥延伸入海，能同时停靠十余艘大船。
此刻，来自宁波的渔船、苏州的货船、甚至还有几艘挂着异域旗帜的商船正忙着装卸货物，脚夫们扛着箱子在栈桥上穿梭，嘴里哼着自编的号子。
码头旁的市集已经自发形成，卖小吃的、修船具的、兑换银子的……吆喝声、谈笑声混杂在一起，比金陵城的早市还要热闹。
朱高炽勒住马，看着眼前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忍不住点头。
街道两旁，来自山西的票号、云南的茶庄、广东的香料铺鳞次栉比，掌柜们操着各自的方言招揽生意。
一个卖天津麻花的摊贩正和江南的绸缎商讨价还价，想用三斤麻花换一尺云锦；几个福建船主围着山东来的铁匠，商量着定制更坚固的船锚；连西域来的胡商也摆起了摊子，售卖着色彩艳丽的地毯和宝石，引得本地百姓好奇地围观。
“真是热闹啊。”卓敬在一旁感叹，目光扫过路边的招工牌。
上面用毛笔写着各厂的招工需求造船厂招木匠、铁匠，雪糖厂招熬糖工、杂役，纺织厂招织工、染工……每个牌子前都围着不少人，大多是本地百姓，脸上带着期待的神色。
他们沿着街道往前走，正好看见一群穿着统一工装的工人从纺织厂出来，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钱袋，脸上满是笑容。
为首的是个中年妇人，正是当初第一个卖滩涂给县衙的李寡妇，她如今在纺织厂当领班，每月能赚三百文，比以前打渔晒盐强多了。
见到朱高炽和卓敬，她连忙停下脚步，深深鞠了一躬“多谢二位大人，俺现在能给娃买新衣裳，还能存下银子了！”
她身后的工人也纷纷附和，脸上的精气神与三个月前截然不同。
那时的百姓多是面黄肌瘦，眼神里带着对生活的麻木；如今却个个面色红润，说起未来的日子，眼里闪着光——有人说要攒钱盖新房，有人说要让孩子去学堂读书，有人说等码头建好了，就去当船工，看看海外的世界。
“这就是最实在的变化啊。”朱高炽轻声道，“银子进了国库是一方面，百姓手里有了活干，心里有了盼头，才是真的立住了根。”
卓敬点头“上海真是得天独厚。江南的原料、海外的市场、各地的人才，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往这儿聚，想不发展都难。”
“天津当年花了一年才有的规模，上海三个月就做到了，照这个势头，明年此时，怕是要赶上苏州了。”
要知道，卓敬可是建设天津的主理人，他几乎眼睁睁地看着天津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从最初的滩涂荒地到码头初立，从第一座工厂冒烟到商队络绎不绝，其中的每一步艰难、每一次突破，他都亲身经历。
天津用了整整一年才让造船厂造出第一艘像样的福船，而上海三个月就有十余艘船同时动工；天津花了一年才聚齐百家商户，上海短短三月就涌来南北商帮数百户，连海外的商船都闻风而至；天津的税银过百万两用了三年，上海才起步三月，各项收入加起来就已逼近这个数。
更关键的是人气。天津当年招工匠、引商户，全靠朝廷政策硬推，百姓也是半信半疑地试探着来；上海却是商贾带着银子抢着进，百姓揣着期待挤着来做工，连周边州县的人都拖家带口往这儿涌，那种自发的、滚烫的劲头，是天津当年花了数年才慢慢攒起来的。
卓敬心里清楚，天津是靠着政策和毅力硬生生“堆”起来的，上海却是借着江南的底气、海贸的东风，顺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