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蹲在大理古城人民路的旧货摊前，指尖拂过一只深褐色的榆木茶箱。箱体裂着细密的纹路，铜扣上绿锈斑驳，却在箱角刻着半朵残缺的紫菀花&bp;——&bp;这朵花，和她祖母临终前塞给她的那枚银簪上的纹样，一模一样。
“姑娘，这箱子是老马家传下来的，据说祖上是走茶马古道的赶马人。”&bp;摊主是个穿白族扎染围裙的老太太，手里摇着蒲扇，“要不是家里孙子急着凑学费，我可舍不得卖。”
林砚的心猛地一跳。她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正是&bp;“茶马古道女性参与者口述史”，可查了大半年文献，能找到的女性记录寥寥无几。祖母生前总说&bp;“你曾祖母是从古道上走下来的”，却从不愿多提细节，只留下那枚刻着紫菀花的银簪，和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紫色影子跟着，就不会丢。”
“这箱子我要了。”&bp;林砚掏出钱包，没还价。老太太喜出望外，又从里屋翻出一张叠得发黄的棉纸地图：“这个也给你吧，跟箱子是一套的，上面的字我看不懂，留着也没用。”
回到客栈，林砚把地图铺在八仙桌上。图纸边缘磨损严重，用毛笔标注的路线从大理出发，经沙溪、剑川、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一直延伸到德钦梅里雪山脚下，每一个驿站旁都画着小小的符号&bp;——&bp;有的是马蹄，有的是茶篓，还有三个地方，画着和茶箱、银簪上一样的紫菀花。
夜里，林砚被窗外的风声惊醒。古城的风裹着雨丝，敲得木窗棂&bp;“吱呀”&bp;响，恍惚间，她好像看见窗纸上映着一道紫色的影子：纤瘦的身形，梳着双环髻，手里似乎还提着一盏马灯，影子在雨雾里飘了一下，又忽然消失了。
她猛地坐起身，拉开窗帘，窗外只有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和远处酒吧街隐约的歌声。“是错觉吧。”&bp;林砚揉了揉眼睛，转身要回床，却瞥见茶箱的铜扣开了道缝&bp;——&bp;她明明傍晚就锁好了。
打开箱子，里面除了一层防潮的油纸，还多了一片晒干的紫菀花瓣。花瓣压得平整，像是刚放进去不久，带着淡淡的草木香。林砚攥着花瓣，忽然想起祖母的话：“紫色影子跟着，就不会丢。”
第二天一早，林砚去了大理博物馆。负责茶马古道展区的老研究员周教授，看到茶箱和地图时，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上：“这是‘林家帮’的标记！”
“林家帮？”
“民国初年最有名的女马帮，领头的叫林月，据说每次走货都穿紫色马褂，马队里的女人们也都带紫饰，人送外号‘紫衣帮’。”&bp;周教授翻出一本泛黄的《滇西马帮志》，指着其中一页，“可惜啊，民国二十六年（1937&bp;年），她们从印度驮茶回来，在梅里雪山脚下遇到雪崩，整支马队都没了消息，连尸骨都没找到。”
林砚的手顿住了&bp;——&bp;林月，不就是她曾祖母的名字？
“周教授，您知道她们为什么要走梅里雪山那条线吗？常规路线不是走怒江峡谷吗？”
周教授摇摇头：“没人知道。那时候抗日战争刚爆发，听说她们驮的不只是茶，还有些‘要紧东西’，具体是什么，文献里没记载。”
走出博物馆，林砚站在洱海边，手里攥着那片紫菀花瓣。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茶的清香，远处的苍山云雾缭绕，像极了茶马古道上的瘴气。她忽然下定决心：沿着地图走，找到曾祖母的故事，还有那道紫色的影子。
从大理到沙溪，要走两个小时的盘山公路。车子钻进无量山的深处，路边的植被从青翠的茶树，变成了高大的冷杉，空气里的湿气也重了起来。林砚望着窗外，地图上第一个画着紫菀花的驿站，就在沙溪古镇。
沙溪比大理安静得多。古镇被黑惠河环绕，一座石拱桥横跨河面，桥栏上刻着&bp;“玉津桥”&bp;三个大字，桥洞下的水流潺潺，带着山间的凉意。林砚沿着石板路往里走，路边的老房子大多是土木结构，屋檐下挂着玉米和干辣椒，偶尔能看到穿着藏蓝色围裙的妇女，坐在门口纺羊毛。
她按照地图上的标记，找到了一家叫&bp;“马帮客栈”&bp;的小店。客栈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纳西族男人，叫阿吉，皮肤黝黑，手臂上留着一道长长的疤痕。“你找‘紫衣帮’的线索？”&bp;阿吉听林砚说明来意，倒了杯烤茶，“我爷爷当年是沙溪的马帮向导，他说过，民国二十六年，林月的马队在这里歇过脚，还留下了一匹怀孕的母马。”
“怀孕的母马？”
“对，”&bp;阿吉喝了口茶，眼神飘向窗外的远山，“我爷爷说，那天晚上下着雪，林月穿着紫色的马褂，站在客栈的院子里，摸着母马的肚子说‘这孩子要是能生在古道上，也算跟咱们有缘’。第二天一早，马队就走了，往剑川的方向，谁知道再也没回来。”
林砚掏出地图，指着沙溪的位置：“您知道她们为什么要走剑川吗？我查资料，从沙溪到中甸，走石鼓镇更近啊。”
阿吉皱了皱眉：“剑川那边有石宝山，山里有个石窟，据说藏着茶马古道的‘路引’——&